王光美回忆录中的江青往事

编者按：1998年夏，我，高建国，中将，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总书记在邓小平同志的协助下，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周恩来总理则负责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周恩来总理在重大决策上需向刘少奇总书记请示。刘少奇总书记仅在遇到重大问题时才会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并寻求其意见或作出决断。若毛泽东主席不在北京，刘少奇总书记在征求在京常委意见后，对于任何问题均可当机立断。

在本次访谈中，我关注的焦点是：刘少奇究竟在何时得知“文化大革命”即将来临？

王光美在回答该问题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文革’即将爆发，少奇同志事先对此一无所知。”

《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43、838页）

在1960年代，我国政治格局的鲜明特征是：刘少奇同志在总书记邓小平的辅佐下，全面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周恩来同志则肩负起国务院的重任。在决策过程中，周恩来同志需就重要事务向刘少奇同志请示。刘少奇同志在处理事务时，仅对关乎重大的问题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并寻求其意见或作出最终决断。若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对于非极其重大的问题，刘少奇同志在征询在京的常委意见后，可当场作出决定。

王光美曾对我言：“自延安迁至北京，中共中央便确立了这一惯例：主席若缺席，则由少奇同志代为执掌。若主席与少奇同志均不在场，则由总理暂时代理。总之，必须有人留守岗位。”

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启动“文化大革命”的？抑或，他是如何突破中央层级，引发针对党内“走资派”的广泛“阶级斗争”的呢？

王光美透露，刘少奇察觉到政坛中出现了若干不寻常的迹象，这主要归因于江青于1963年突然对文艺工作重新产生了关注。

这一重要信息，源自江青与王光美这两位国家主席夫人之间关于着装搭配的一次私密交谈。

1963年春季，王光美有幸将随同刘少奇一同出访印尼及其他四国。在外交部礼宾司俞沛文司长的坚持下，刘少奇同意王光美前往上海挑选出国所需的服饰。恰逢江青当时亦在上海。江青便以专业的口吻对王光美指导道：穿着打扮要追求安娜·卡列尼娜式的优雅，切勿过于炫耀奢华。王光美谦逊地回应，她将充分尊重江青的宝贵建议。

江青在与王光美分享她对出国服饰的看法之后，便不遗余力地指责中国文艺界陷入了“封资修”的泥潭，情况已愈发严重；她甚至荒谬地声称，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历史上乃是一位“叛徒”。王光美返回北京后，立即向刘少奇详细汇报了江青的这些言论。然而，刘少奇并未认同江青的这些异端之谈，对江青的态度也显得漠不关心。

王光美向我透露，刘少奇及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对江青的态度，始终是既关怀又尊敬，却并不特别看重。对此，王光美进一步阐述道：“按照规定，她的角色是秘书。”“过去她并不常露面”。“毛主席对她管教甚严，从不纵容。她若偶尔随意对我谈及某些事宜，毛主席便会立刻给我来电，指出不该说的话，以及错误的观点。”

王光美以简洁之语勾勒出江青的个性特征：“她是个听闻风声便如雷贯耳之人。”

谈及江青那“闻风而动”的“好事者”性情，王光美曾以一则故事予以阐释。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在将这首诗赠予小李之际，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道：年轻人切莫效仿林黛玉的柔弱，而应学习花木兰、穆桂英那样的英勇豪迈！

王光美回忆道：“身为夫人，她自然看到了那首诗。作为少奇夫人，她也向我提及了此事。”当时，江青对王光美展现出了出乎意料的友好。然而，令王光美以及中南海的其他夫人们惊讶的是，江青“自此便不再身着往日的裙装。而她往昔……在服饰搭配上颇为考究”。

摒弃裙装仅是初探，江青随后在服饰领域再创奇观。王光美向我透露：“待你日后见到她身着军装的影像，便会明了，这并非自‘文革’伊始，早在1964年，她便已步入军装行列。当毛主席在十三陵观摩三军大阅兵之际，江青已率先穿上军装。”

国家第一夫人身着军装出席某项活动，宫墙深处其他夫人该如何自处？王光美无奈向刘少奇请教。刘少奇回应直截了当：既然你们并未入伍，何必效仿军装？江青若想穿上军装，随她便吧。

江青换穿军装，仅仅是由于“听风就是雨”的性格使然吗？王光美讲述的这个故事，使我生出一些疑惑：这后面是否还有什么隐情？因为，毛泽东曾对外宾说，1964年夏天（正是江青换穿军装观看大比武的那个夏天），他同刘少奇的斗争开始了。（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534页）总之，毛泽东这次大力支持了江青对文艺界的指责。

王光美随后向我娓娓道来，江青如何以“文艺哨兵”的身份，历经波折，登上了政治舞台的舞台。

为了深入领会王光美的讲述，有必要对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一番简要的回顾。

自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召开以来，毛泽东同志与中央一线领导集体在文艺及意识形态领域所应采取的政策上，显现出显著且深刻的分歧。

1962年四月，应周恩来之议，刘少奇以党中央的名义批转了中宣部提出的“文艺八条”，主张文艺题材与风格的多元化，并坚决抵制党组织对文艺工作的过度干预。文艺界的同仁们纷纷为之欢呼，纷纷提议将这“八条”铭刻于石碑之上，以示永久纪念。

1962年12月，应江青的提示，毛泽东向文艺界发出警诫：“宫廷权贵、文人雅士之流渐增，仿佛西风之势已盖过了东风。”

1963年9月，毛泽东再次发出警醒之声：“戏剧舞台上，充斥着老生常谈，帝王将相、家院丫鬟等陈旧角色，……这些已不足以吸引观众。”“我们必须推陈出新。”（见逄先知等主编所著《毛泽东传》第1330页）

然而，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在积极推动现代戏剧发展的同时，并未对传统剧目进行禁锢。在文化领域，多元化的政策得以延续，与他们在政治、经济领域所倡导的宽松政策相一致，这些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实施。

王光美此言可能是因为刘少奇在1963年，应周恩来之邀，对哈尔滨京剧院基于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的京剧提出了史实上的修改意见。而江青移植此剧的主要依据，则是上海根据该影片改编的沪剧《红灯记》），更名为京剧《红灯记》。江青不过是略加改动，便将其作为自己的资本。”“或许江青只更改了几个字，毕竟她精通京戏。”

王光美向我说道，在江青着力推广样板戏的过程中，她对于文艺界的批评之声既频繁又激烈，以致“中央方面采纳了江青的汇报”。刘少奇曾与她进行交谈，试图了解她具体有哪些意见。毕竟，文艺领域之事错综复杂。然而，她并未多言。随后，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会议，特别邀请江青参加。

“我对刘少奇的认识经历了变化的过程……我向他反映文艺界的诸多乱象，但他并未做出回应。”（见刘振德所著《我给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

1964年1月，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文艺工作会议”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资料。

我完全赞同刘少奇和周扬的讲话。结果，文艺界只需改进工作，并未引发大规模批判。（胡尚元：《“迎春晚会”事件与毛泽东的两个批示》，《文史精华》杂志，2004年4期）

“江青看问题确实敏锐。”江青也曾向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直言：“我并非以主席夫人的身份参与文艺管理，而是主席授权我来负责。”中宣部持续的强硬立场，使得毛泽东产生了该部门有所依仗、无所畏惧的印象。（陈化等主编：《回首“文革”》，党史出版社，2000，第270、274页）

此外，王光美亦曾就刘少奇对毛泽东“首个文艺批示”的反应，在特定场合有所议论：“听闻在此议题上，众说纷纭，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各执一词。”此言出自中央最高领导层办公室，或许并未逃过毛泽东的耳目。

正当毛泽东对刘、邓等人公然偏袒，而文艺界内部的问题愈发凸显，使他颇感不快之际，一场戏剧性的事件突然上演。

1964年2月3日，正值刘少奇主持“中央文艺会议”满月之际。当时的中国剧协并未意识到形势的紧迫性，依旧举办了盛大的千人迎春晚会。会前，他们特意向宾客发出邀请，期望大家注重着装，女性宾客则以穿着裙子为佳。晚会上并未设置政治标语，而表演节目亦不乏趣味，如男演员身着芭蕾舞短裙演绎《天鹅湖》，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深情拥抱的桥段。舞会中，大家以“女士们、先生们”相互称呼，还跳起了美国水手舞、伦巴等。在此背景下，《解放军报》的编辑顾工，秉持着“战士的责任感”，向中央政府揭露了文艺界存在的腐化之风。

此事瞬间引发了众怒。在6月26日，毛泽东对江青关于文艺界“对我们的经济基础造成破坏”的言论进行了严厉批评，并罕见地亲自作出批示：“讲得好。”（详见丛进所著《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57页。）

《毛泽东传》，第1331页）

王光美对于毛泽东的“六二七文艺批示”（亦称“第二个文艺批示”），并未发表过多评论，仅向我透露，毛泽东当时还曾提出一项关于“在文艺界培育新兴知名人士”的指示。由此，江青便产生了自己成为“新兴知名人士”的勃勃野心。

王光美的叙述始终围绕江青的政治行迹展开。她回忆道：“1964年夏日，江青在主席提出需培育新一代知名人士之际，便积极争取表现。因此，‘文革’结束后，人们批判她有称帝之志。她自然也感受到了新的精神动向，随即在其个人层面予以发挥。”

首先，在康生和姚文元的协助下，她成功在上海引发了针对京剧《海瑞罢官》的影射性批判，这一举措成为“文革”的先声；其次，在批《海瑞罢官》的过程中历经波折，得益于林彪的支持，她进而策划了开道“文革”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

正是这两起事件，在历史长河中催生了“文革”时期两大核心力量——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以及以林彪为首的军事势力。毛泽东在后来的多次谈话中，均曾提及江青在“文革”中的贡献（详见逄先知等主编的《毛泽东传》第1684页），这或许首先便是因为她所发起的这两次强烈冲击，成功打破了“文革”前夕的政治僵局。

我询问王光美，难道你们并未察觉，江青在上海暗中策划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姚文元在上海耗时八个月撰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事华东局与上海市委的多位领导均有所了解。

王光美言辞坚定地回应道：“对此，我们一无所知。”

我继续追问：《海罢》评论发表之后，刘少奇是否知晓毛泽东主席撰写此文旨在启动“文化大革命”？

王光美回答得毫不犹豫：“少奇他对此并不知情。不止是他，彭真也曾提及，他同样不知情。”

王光美对彭真的特殊角色进行了阐述：彼时，彭真不仅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的职务，更在总书记休息期间，代行总书记职责，正如一句俗语所言，他的角色相当于副总书记。彭真乃中央书记处一线的核心成员，紧密协助刘少奇、邓小平处理中央的日常事务。

彭真对《评〈海罢〉》的策划与撰写一无所知，这无异于表明中央一线及其前沿机构皆处于蒙在鼓里的境地。此情形既揭示了《评〈海罢〉》的制定过程异常神秘且反常，全然隐瞒了中央领导集体的视线；亦反映出刘少奇等一线领导倾向于依赖既有的制度化流程。

王光美感叹道：“真不明白为何会发展到批判《海瑞罢官》这一步。批判文章是由江青在上海发起，主要组织了上海市委相关人员及《解放日报》的姚文元执笔。从决定批判该剧，到稿件准备，再到最终刊登，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没有人向北京通报情况。连彭真也不知情。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是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发布的。不仅《解放日报》影响力巨大，《文汇报》同样不容小觑，它相当于北京的《光明日报》。尤其是在当时那样敏感的时期，彭真曾询问过，这样的重大事件为何没有经过中央批准？”

史料揭示，彭真在得知连刘少奇亦不知情的情况下，江青竟擅自组织撰写影射文章《评〈海罢〉》，他展现了惊人的勇气与坚韧不拔的抗争精神，代表中央一线领导团队，坚决进行了抵制。

彭真是否知晓《评〈海罢〉》的背后总策划者是毛泽东？

《陆定一传》，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75－479页）彭真担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陆定一为其副组长。吴晗则是彭真在北京市的得力助手。若彭真对此背景毫无所知，实属不可思议。

吴晗的问题是否可以进行批判？（详见《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6页。）

《毛泽东传》，第1398页）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鉴于《评〈海罢〉》一文的发布违背了中央既定的规定，且明确指名批评了知名的爱国学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利用诬陷的手段激起了重大的政治纷争，而毛泽东本人并未对这一事件作出任何解释。因此，彭真等人士便将《评〈海罢〉》视为与毛泽东无关的事项，进而采取了所谓的“合法”抵制行为。

“若非北京不转载，那时我正身处上海。”（见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399、1468页）

即便毛泽东在《评〈海罢〉》一文发布后，不愿透露他对该文的赞同给彭真等人知晓，他也不需要在上海静候中央两周的回应，更不会准许江青在上海拨打电话，直接向林默涵询问：“姚文元的文章您看了吗？有何看法？”（见陈化等编：《回首“文革”》，第274页）

回顾历史，毛泽东决定发表《评〈海罢〉》一文，其意图在于借此契机纠正“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等人对“三面红旗”的否定态度，从而抵制“修正主义”路线，并彻底否定庐山会议的结论，以触动“党内走资派”及其背后的社会根基，展开一场深刻的大规模“整风”。若中央领导层能够顺应这一趋势，这场“整风”可能相对平和；反之，则可能变得激烈。总之，在发表《评〈海罢〉》之际，毛泽东并未预谋发动一场惊天动地的、自下而上的“文革”运动。

王光美低声重复了两遍：“我实在是不知道，这个‘文革’究竟是如何兴起的。真的不知道……”

王光美明确指出：“少奇同志对此亦一无所知，《评〈海瑞罢官〉》实则点燃了‘文革’的导火索。”

我斗胆再问一次：难道少奇先生没有预感到“文革”即将来临吗？

王光美语气坚定地说：“少奇他是不可能预知的。‘文革’的出现，是在‘文革’真正来临之后。”王光美的观点是，‘文革’并非一场事先策划的运动，而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历史变故。

可以说，这场犹如火山爆发的“文革”，正是由于极大的偶然性与极大的必然性相互碰撞，才催生出了这一独特的重大历史事件。

彭真毅然公开反对《评〈海罢〉》，随后在1966年2月，他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称“二月提纲”），王光美向我透露：“这份‘二月提纲’是在少奇同志主持下，经中央常委会议审议通过，彭真同志再经主席首肯，最终由中央正式批转至全党执行。”

讨论不应局限于政治领域，而应全面展开涉及各种学术理论和问题的深入讨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真理面前确保人人平等，应当以理服人，而非像学阀般武断或以权势压人”；对于“左派”所犯的错误，也应当开展一次整风运动。（参见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385、1423、1518、1401页）

彭真早在邓拓汇报“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时，即当众对中宣部与北京市委领导大声发话：“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康生主编：《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此即《中共中央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附件，1966，中共中央文件）

1966年2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常委会议，该会议由刘、周、邓等人出席。会议一致通过了“二月提纲”，并明确指出，此次“学术讨论”应避免涉及庐山会议的相关内容。（详见逄先知等主编的《毛泽东传》，第1402页）

“‘罢官的要害’乃康生的创见。”康生急忙回应：“这是毛主席的创见。”毛泽东则再次强调：“此乃你康生的创见。”（详见《陈丕显回忆录》第49页）

鉴于毛泽东并未对“二月提纲”提出异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京中央常委在审阅了彭真起草的批语后，便迅速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将其转发至全国。至于刘少奇当时对彭真所掌握的《评〈海罢〉》背后的情况了解程度，时至今日已难以确切查证。

在姚文元因“二月提纲”发布而焦虑不安之际，彭真坚信中央依照法定程序已平息风波，并厘清了是非，于是轻松地对外宣布：“问题已得到解决。”同时，他通过中宣部公开发问：“‘上海市委’的党性何在？”“这种做法，是否违背了党的纪律？”（详见康生主编的《大事记》及丛进所著《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12页）。

《回首”文革”》，第311页）

然而，局势的演变，极大地超出了中央高层的预期。

毛泽东决不能让“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彻头彻尾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专政”。江青在毛泽东支持下，迅速开辟新战场，再次射出猛炮——与“二月提纲”大唱对台戏的《纪要》，表露了毛发动“文革”的想法与决心。（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03、1409页）

我请教王光美：是否可以说，是彭真等人对《评〈海罢〉》的有力抵制，导致毛泽东临时决定，把一场政治批判与大“整风”（毛、刘在“文革”初期都用过“整风”提法），升级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我以为，与其说《评〈海罢〉》是毛发动“文革”的预置导火线，毋宁说《评〈海罢〉》是随着形势演变，客观充当了“文革”导火线。

王光美的回应蕴含了丰富的内涵：“1966年‘文革’的突然爆发，其中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实际上，我们所目睹的‘文革’景象，是由众多因素交织而成。这其中包括了‘二月提纲’与《评〈海瑞罢官〉》之间的对立，聂元梓大字报的发表，以及派工作组的纷争等。当然，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奠定其基础的关键。而‘七千人大会’的召开，更是为‘文革’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王光美言：“我所经历的种种，皆可与你娓娓道来。你当把握青春，凭借对党史的熟知，广泛查阅资料，深入探究那段历史。如此一来，你自能明了我所言之事。”

彭真曾于生前披露：“毛主席曾考虑运用整风的方式来调和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及政治领域所出现的分歧，然而最终却选择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途径。”彭真坦言，关于其中的缘由，他未能详谈。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历史见证者未曾向世人揭开这一历史谜团。

胡乔木曾言：“若无此文（注：指《评〈海瑞罢官〉》），是否推行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尚存疑虑。自批判《海瑞罢官》之文问世，《人民日报》未予刊登，遂激起其强烈反响。在此之前，其心中并无此类思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28页。）

毛泽东曾在1966年夏季明确指出：“封闭式的整风方式是不可取的。回想过去，我们并未掌握《人民日报》、中宣部、文化部以及北京市委的实权……”（详见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22页）

该《纪要》曾经过毛泽东和陈伯达多次修订；而标题则由毛泽东亲自定夺）。

王光美曾言：“江青所策划的《纪要》全盘否定了整个文艺界，宣称自建国以来，国家文艺领域一直受一条黑线的独裁统治，现今必须坚决根除这条黑线，夺回被其侵蚀的阵地。因此，当前的政治问题，相较于批判《海瑞罢官》时期，显得更为严峻。而《海瑞罢官》之所以难以继续批判，正是由于黑线专政的阻碍。”

我进一步阐释道：毛泽东曾就党性问题与彭真进行探讨，并在《纪要》中特意增补了一段旨在突破固有框架的论述：“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同样拥有他们坚定的党性原则，且这种原则十分坚韧。”（参见逄先知等主编的《毛泽东传》，第1415页）

王光美边回忆边述说：“后来，党内部发布了《纪要》，并对彭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形容他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顽固分子。”然而，“我们当时已经完成了出访任务。回到国内后，我查阅了一些简报，其中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的‘反党集团’进行了批判。”她补充道，“在少奇同志出访之前，主席曾在杭州与他们讨论了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问题，但并未对彭真进行任何处理。”

王光美曾提及，她随同刘少奇一同访问了巴基斯坦及其他两国，此次行程正值1966年3月22日至4月19日。在那段日子里，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然而刘少奇对此一无所知。

在这28天的刘少奇出访期间，中国历史的轨迹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大革命”这一概念（而非彭真曾使用的“文化革命”一词）首次由毛泽东提出。当时，刘少奇是中央内部唯一敢于公开发表与毛泽东不同意见的领导人。

请看这个时间表：

1966年3月22日，国防部长林彪向中央军委常委会致信，明确提出需采纳经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与修订的《纪要》。在此之前，兼任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已在《纪要》上签署批示：“此件以军委名义发布”，以此明确表达动用军队力量的意图。

3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呈送《纪要》给毛泽东同志及党中央，请求审批。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对“二月提纲”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首次明确提出，我国将开展“文化大革命”。

4月1日，毛泽东在《纪要》上作出批示：“审阅完毕，予以赞同。”

4月10日，《纪要》全国下发。

4月12日，陈伯达在上海着手草拟并发起了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五一六通知”。

4月14日至17日，毛泽东对“五一六通知”进行了三次修订，以逐条严厉批判“二月提纲”的独特方式进行了阐述。他增加了一段令人震惊的言论：“二月提纲”对吴晗以及其他众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物遍布中央及其各机关，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批判显得模糊不清。他警告称：“一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正企图夺取政权”，并呼吁立即“清除这些人物”。他还警示：“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潜伏在我们身边”。

4月19日，刘少奇踏上了归国的土地。紧接着，在4月22日，毛泽东于持续一周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面对刘少奇，直言不讳地指出：“吴晗……朝中有人”，并强调必须启动“文革”。面对这一既定的事实，刘少奇不得不无奈接受。（见逄先知等主编的《毛泽东传》第1406—1409页）

“连几个字也不允许修改，这不是专断独行吗？……我本来考虑过进行修改。现在大家还是觉得不改为好，……那我就不修改了。”（参见黄峥《王光美访谈录》第395页，田酉如《彭真传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8页，黄峥《刘少奇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页。）

“文革”正幕缓缓开启。

【转换失败】：可是，王光美坚持对我说：直到1966年8月，毛泽东印发《炮打司令部》之前，刘少奇一直不能确定，“中国赫鲁晓夫”的帽子会真正落实到他头上。虽然刘少奇早已觉察毛泽东对他不满。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刘少奇对“文革”初期自己命运的看法，主要源于“五一六通知”发布后，他仍旧以一线决策者的角色活跃于各个场合，一线的运作机制在毛泽东的默许下似乎依旧按部就班。他大概也意识到，若将他明确定性为“错误路线”的“总司令”，恐怕难以确保国家的稳定与和谐。

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上，面对主席公开发出的“炮打司令部”的号召，少奇同志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彼时，中央领导层仍是毛、刘、周、朱等人的顺序排列。直到主席退居二线，才委以少奇同志为首。在少奇同志负责工作时，重大决策仍旧依赖主席的指示。王光美曾对我讲述，“少奇同志一直坚信，当他在一线担任领导时，无论是作出决策还是处理各类问题，包括后来反对‘文革’，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国家的稳定与繁荣，以期逐步实现现代化强国的梦想。他坚信主席应当能够理解这一立场。”

然而，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看法存在显著差异。正如王光美所言，自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左’倾路线推行已久，让我们尝试转向‘右’倾”的观点（《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4页）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逐渐扩大。至“文革”前夕，双方在观点和行动上的分歧已演变成难以调和的严重纠葛。

毛泽东对一线“各行其是”，“看似和睦，实则暗流涌动”的失控态势日益无法忍受；他对“在北京竟无人听从我的号令”，“我已说了多年”，“然而他们仍旧我行我素”的挫败局面感到愈发愤懑。因此，毛泽东坚信“必须夺回权力”，“若非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别无他法”。（见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68页）

随后，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文化大革命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