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日游退票激增50万张，为何仍有家庭执意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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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全球疫情背景下，国际旅行尤其是跨境旅游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不确定性。中国官方及多家航空公司近期针对赴日旅游发出的警示与退改机票让利措施，旨在引导公众理性评估出行风险，避免非必要的跨境旅行。然而，尽管这些举措旨在降低民众出行的顾虑，网络上流传的约50万张退票数据与机场内依然活跃的中国游客身影，形成了一种引人深思的对比。这一现象揭示了，在官方的劝退声浪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公民选择“执意”飞往日本，而他们的行为动机，很多时候并非简单的“顶风作案”，而是深嵌在日常生活的契约、习惯与情感之中。

官方的警示并非空穴来风。随着国际疫情形势的波动以及日方可能调整的入境管理政策，中国外交部和文旅部相继发布了对赴日旅游的提醒，强调了潜在的健康风险、签证不确定性以及可能的行程中断等问题。这些提醒不仅是对公众的负责，也是为了维护国内疫情防控大局。紧随其后，多家航空公司积极响应，宣布在规定时间内推出机票免费退改的服务。这一行业层面的让利，可以看作是官方引导下的主动作为，试图通过降低经济门槛，鼓励有顾虑的旅客放弃或推迟非紧急的日本之行。航司的这些举措，无疑为希望出行但又犹豫不决的旅客提供了一个“安全网”，让他们在评估风险时，至少在机票这一项上少了一份后顾之忧。

然而，政策的预期效果与实际执行效果之间，往往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机票的免费退改，虽然看似解决了燃眉之急，但并不能涵盖旅行计划的全部成本与风险。对于许多家庭而言，旅行计划远不止一张机票那么简单。酒店住宿，作为旅行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预订的灵活性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行程的可行性与风险承担程度。讽刺的是，在机票变得“灵活”的同时，绝大多数酒店住宿的预订条款却异常“刚性”。一旦临近入住日期，无论是因疫情突发、个人变故还是其他原因需要取消或更改预订，都将面临高额的违约金，甚至可能血本无归。

这就构成了一个典型的两难困境。一方面，航司的退票政策似乎为规避风险提供了一条看似通畅的路径；另一方面，早已预订且不可退改的酒店，却像一道无形的枷锁，将游客牢牢锁定在既定的行程之中。此时，选择退票，意味着损失机票费用（虽然可以退还），但更重要的是，放弃了已经支付定金的酒店住宿，造成沉没成本。而不退票，虽然保留了住宿的预定，却要承担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风险——无论是健康风险、行程风险还是政策突变风险。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尤其是那些提前数月就精心规划、预订好机票和酒店的长途旅行，这笔沉没成本往往数额不菲，难以轻易承受。因此，即使官方发出警示，即使航司提供退改便利，他们依然面临着难以两全的抉择。

标题中提到的“很多家庭两三个月前就做好计划，订好了机票酒店”，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一群体的困境。他们的出行决策，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长期酝酿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可能是为了完成多年的夙愿，可能是为了探望长期分隔的亲友，可能是为了参加一个特定的节日活动，也可能是为了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假期。这些既有安排和情感需求，使得他们在面对官方警示时，内心的摇摆与挣扎远超普通游客。他们并非完全无视风险，而是在风险与既得利益、情感需求之间进行艰难的权衡。当风险感知尚在可接受范围内，而出行意愿又极为强烈时，即使知道可能“踩坑”，他们也可能选择“执意”前行。

这种现象，折射出的是个体在宏观政策与微观现实之间的理性选择。官方的警示，代表着国家层面的风险判断与公共安全考量；而航司的退改政策，则是市场主体在政策引导下的应急反应。然而，无论是宏观政策还是微观措施，都难以完全覆盖所有复杂的现实情况。特别是当旅行计划涉及多方契约（机票、酒店、租车、门票等）且这些契约的条款存在显著差异时，单一环节的“优化”（如机票免费退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进一步分析，“执意”赴日的游客，其行为模式也并非简单的“顶风作案”所能概括。这背后可能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与文化因素。例如，对于一些家庭而言，旅行不仅仅是为了观光，更是为了完成某种仪式感，比如“阿姨的酒”——这可能指代某种重要的家庭聚会或纪念活动。一旦这种活动与日本之行紧密绑定，且已经投入大量资源，那么即使有官方的警示，个人的情感与责任也会驱使他们克服顾虑，坚持完成计划。再比如，对于一些长期规划且投入巨大的旅行，放弃可能意味着数万元的定金损失，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并非小事。在风险与损失之间，选择承担风险的可能性，在经济学上可以理解为一种成本效益的权衡。

信息传播的不对称性也在影响着游客的决策。官方的警示往往侧重于宏观风险和可能性，但游客更关心的是具体的、可感知的风险概率以及应对措施的有效性。当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关于日本疫情、入境政策的说法，真假难辨时，游客的判断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如果他们倾向于相信自己的行程安排不会轻易受影响，或者认为个人可以通过自我防护将风险降到最低，那么坚持出行的意愿就会增强。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官方的警示效果打了折扣。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这一现象也引发了对旅游风险管理政策的思考。在当前全球疫情的背景下，完全禁止跨境旅游既不现实，也难以持续。因此，如何在引导公众理性出行、降低疫情传播风险与满足民众正常的旅游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或象征性的让利措施，可能难以触及问题的核心。未来，或许需要更细致、更具针对性的风险管理策略，例如：

加强与日方在疫情信息共享、入境政策协调等方面的沟通，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减少不确定性给游客带来的焦虑。

鼓励和支持旅游行业开发更具弹性的旅游产品，例如提供更多可更改、可退订的住宿和景点门票，降低游客在突发状况下的损失。

加强对游客的风险提示和健康教育，提高公众对疫情风险的认知水平和自我防护能力，引导游客做出负责任的出行决策。

建立更为灵敏和有效的旅行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根据疫情动态及时调整风险等级和应对措施，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在赴日旅游警示下仍有国人执意飞日本的现象，并非简单的“顶风作案”，而是官方政策引导、行业应急措施、个体出行需求、既有契约安排以及情感心理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这一现象提醒我们，旅游风险管理需要更加精细化的策略和更加人性化的考量，既要有效控制风险，也要尽可能满足民众的正常出行需求，在公共安全与个人自由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只有充分理解游客行为背后的复杂动因，才能制定出更有效、更得人心的政策，引导旅游业在疫情的阴霾中稳步复苏。

#不一样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