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上的小动作：江青踩了下张春桥的脚

王学泰：我和我的狱友

李聘伟

李聘伟在众多老号中，堪称一位颇具文化素养的人物。他性格沉稳，服刑期间亦然，擅长处理与看守及同狱犯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然而，他从不伤害他人，因此赢得了年轻犯人的尊敬。例如，徐连生遇到麻烦时，总会首选向他寻求建议。

1948年，李高中毕业后，正值闲居在家之际，北京宣告解放。他随即报考了华北革命大学。尽管这所学校的名字叫作“大学”，实则更像是一个培训班。其宗旨在于吸纳并甄别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合格的学员将随军南下，担任新解放区的干部；而不合格或有问题的学员，则将由专政机关负责处理。

在浏览“天涯社区”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了一本由知识书店于1949年11月出版的《思想反省笔记》。该书由知识书店精心编辑，汇集了“革大”一期学员的思想总结共计40篇。其中，李聘伟的《改变了我的流氓习气》一文引人注目。这位李聘伟，无疑是那位在狱中的学员。

李聘伟摒弃了往日的流氓习气，投身军旅，成为南下干部，战火硝烟中一路奔波至湖南。1950年代中期，他光荣复员，重返故里北京，投身于一家化工厂的技术工作。

在反右运动中，李聘伟被划为右派，然而他的右派情节并不严重。然而，在劳动改造期间，他不幸遇到了一位香港富商的儿子，此人将他引入监狱，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位公子在大陆求学期间，不幸被错划为右派，却与李聘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彼此能够畅谈肺腑之言。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粮食匮乏，他们不得不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面对困境，这位公子难以忍受，遂与李聘伟商议，希望返回家乡，或是逃往香港。于是，他们密谋偷渡，却不幸未能成行，最终双双身陷囹圄。

那位富豪之子在K字楼不幸丧命，李聘伟则被判处无期徒刑，随后被送至一监服刑。凭借着良好的性格和丰富的社会阅历，他在狱中逐渐学会了如何妥善处理各种事务，因此在狱友们中颇有人望，看守们对他也持接纳态度。

不久后，他也得到了平反，并与几位看守建立了联系。平反后，凭借他的技艺、才干与毅力，他投身于创办工厂、成立公司、担任老板的行列，赚取了丰厚的财富。他购置了大量书籍，经常通过电话询问我关于某本书籍是否值得购买。

步入暮年，他的事业已然落幕，得以闲暇之余，回顾自己的一生以及近二十载的狱中岁月，心中感慨良多。

他立志将这些故事化为文字，传承于世。然而，在我最终审阅这部稿件之际，竟意外接到李聘伟的妻子李红女士的电话，告知老李不幸离世的消息。悲痛之余，我谨以此文向这位尊敬的老友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

老崔

在这群老字号成员中，不乏几位个性鲜明的特殊人物。他们或许因其独特的个性、坚定的信念而备受瞩目；又或许因其所涉及的案件离奇曲折，令人难以忘怀；亦或是性格略显偏执，偶尔的抵触情绪便被曲解为罪行，颇具时代特色。其中，既有愚昧无知、胆大妄为之徒，也有在帝制消亡六七十年后仍怀揣着复辟梦想的狂热分子。

我曾于某篇文章中提及，监狱之中，犯人的品行与社会各界并无二致，既有善良的一面，也有邪恶的一面，摇摆于善恶之间。然而，在这片铁窗之下，亦藏有寥寥数人，其品行之优或之劣，堪称世间罕见。老崔便是这为数不多品行极优者之一。

原本，他身为体制内的干部，自少年时期便投身革命，足迹遍布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他踏入公安领域，并特地赴苏联深造，专攻指纹鉴定技术。回国后，他成为了公安部指纹鉴定机构的领军人物。在“文革”动荡时期，他还担任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重要成员。

该专项小组直接隶属于康生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之下。由此可见，在“文革”期间，老崔显然是归属于整人派系的。然而，鉴于他仅是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只要勤勉尽职，通常不会成为整肃的对象。

然而，那位对内情了如指掌的老崔，却是个眼中不容沙粒之人。一旦他有所不满，便会秉持毛主席所倡导的，对国家、对党和人民负责的原则提出批评。批评一经提出，效果立竿见影，紧接着，他即刻被拘禁起来。

从别人讲述的故事中，可窥其为人。

中央专案组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要员分列于主席台上，而聆听报告的干部们则整齐地坐在台下的座位上。那会儿的会堂设施相对简陋，主席台上的会议桌仅是一排长长的长条桌，桌上铺着桌布，以此作为会议的桌面。

在康生发表讲话之际，江青因心绪不宁，便开起了玩笑，踩了张春桥的脚。

桌面仅覆盖至半，不足以遮挡坐在桌后之人腿部的细微动作。下方聆听报告的众人，视线清晰可见，不禁掩唇而笑；而台上之人却对此毫无察觉。唯有坐在会议桌另一端的老崔，洞察了台下听众欢笑的秘密。

会议结束后，记录员向江青作了报告。报告完毕，老崔却依旧站在江青面前未离去。江青感到好奇，便询问他：“还有其他事情吗？”

老崔便将踩脚之事提了出来，期望首长能够关注此事所带来的影响。

江青大怒，骂他许久。

这个故事，我始终抱有几分怀疑，心想老崔这般见多识广的人，不该做出这般粗率、不智的举动，似是只有青涩少年才会犯下的糊涂。

然而，鉴于他敢于直面国家重大问题，不顾个人前程与安危，毅然向中央上书，此类行为或许正合他行事风格。

他被判二十年。

在1978年的平反浪潮中，三中队的多数曾被误判为反革命的成员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昭雪，然而，老崔的名字并未出现在这份名单之中。

有传言称，崔某所针对的某些人物依旧身处要职，也有人指出公安内部存有势力对其施压，这或许与他曾对前部长李震（注）持反对态度有关。尽管李震在“文革”期间于公安部地下室离奇丧生，但其威慑力依旧不减。

在二小队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老祝得以平反昭雪后，他曾邀请我一同前往崔家，以探询相关事宜。我依约前往，然而崔妻身为公安系统的干部，对于刚从牢狱中释放出来的人持有戒心，尽管我们交谈许久，但她始终三缄其口，难以获得实质性信息，因此我并未再赴约。老祝却异常热心，他接连多次亲自前往。

后来得知，老崔的刑期从二十年缩减至六年，他已被监禁了六年，因此不久便获释。

老祝

他乃是位与老崔颇为相似的人物。身材瘦削，个头不高，身高不过一米六，来自江浙地区，口音颇为浓厚，曾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

在解放前夕加入党组织，历经“文革”的风雨，他的妻子因家庭背景之故遭受了残酷的迫害，最终不幸离世。老祝，一位来自异乡的单身男子，与妻子在北京共筑爱巢，两人情深意笃。妻子的离世，给他带来了无尽的悲痛。

1967年二月，他孤身一人，驾驭着自行车在天安门广场上疾速穿梭，于刺骨寒风中分发传单，声讨“文革”期间对人道主义和人权原则的践踏。回顾那个动荡的年代，不禁让人感叹，这位身高不足五尺的老者，竟有如此胆识，其雄心壮志可敌万夫。

或许由于某种未解之因，他最终并未被判处极刑——在那个年代，对于任何对“文革”有所异议的行为，人们都可能遭受最严厉的惩罚。或许得益于他优越的家庭背景与个人经历，他被给予了宽恕，只被判了无期徒刑。在铁窗生涯中，他始终坚称无罪，甚至一度被单独监禁。

祝老平反之后，我拜访过他的住所，位于宣武门外的铁门胡同。我自己的住处在大吉巷，两地相去不远。实际上，祝家是妻子的娘家，岳母亦尚在世。妻子容貌端丽，她的遗像高悬于房间的正中，目光如炬，凝视着每一位进出的访客。

“文革”的阴影尚未从这家庭身上完全消散，四周依旧显得冷清而凄凉。那辆曾沦为犯罪工具的自行车，依旧孤零零地倚靠在台阶之侧。

刑满释放不久，他即刻便开始骑着这辆自行车穿梭于菜市口与鼓楼之间，为老崔的出狱事宜忙碌起来。或许，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怜惜的情感。

最近有人给我寄来一本“电子书”——《反思录》，作者就是曾与我同监的老祝，全书长达105万字，他在《前言》中说：

“鉴于我个人的独特遭遇——源于对过往封建法西斯专制的深切愤慨，我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斗争，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于1967年2月勇敢地站了出来，与之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此，我遭受了长达九年的牢狱之灾，家庭破碎，亲人离散，甚至一度命悬一线。

总之，我所承受的代价无比惨烈。这段经历深刻地塑造了我的学习态度，使我读书求知的目标变得无比清晰——那就是对民族苦难史、人民血泪史以及党的耻辱史进行深刻的反思。

这部著作历经11载岁月，历经五轮重大修订，篇幅由最初的140万字精简至105万字。

有人评价作者及本书：

祝世华先生晚年的笔耕不辍，令人敬佩与赞叹。他的一生，可谓是生命不止，奋斗不息。

我认为，将一位老人一生的传奇故事记录下来，对于矫正我们国家中普遍存在的软弱、涣散、盲从的国民特性，防止历史悲剧再次上演——那种让人全身颤抖、纷纷跪地、激动至极、山呼万岁的场景——无疑具有深远意义。若能将此故事编纂成书，或改编为《激情燃烧的一生》这样的影视作品，其价值将远胜于《激情燃烧的岁月》。

邢长春

老崔与老祝，乃属勇于行动的“反革命犯”行列，与之相仿的，还有邢长春，不过长春已然成为新一代的青年。

自幼失去母亲的他，在父亲再婚后，便辍学踏入社会，成为一名工人，并搬至工厂居住（他之所以在监狱中拥有众多物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家”就是那工厂的集体宿舍）。

他对音乐、文学与哲学情有独钟，时刻关注着时事动态。在“文革”时期，一群青年人察觉到许多做法与马克思的学说相悖，他们立志予以纠正，于是秘密组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或许由于他们的活动较为有限，且均为工人身份，主犯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目前在五中队担任保全工；而长春则被判定为第二犯，服刑期限为十四年。

他性格内敛，不喜炫耀，平日里要么沉浸在书籍的海洋中，要么陶醉于小提琴的旋律之中。然而，他的音乐天赋似乎并不出众，听他演奏，总让人联想到锯木头的声音（当然，这样的感受我从未敢在他面前直言）。

长春身陷囹圄，家中亦鲜有人探望。他的生母早已改嫁，年迈的父亲也已无力多顾，而那个与他非同父同母的妹妹，亦是后母所出。然而，长春从未在面上流露过这些遭遇，提及此事也少之又少。他素来不以别人的是非为口舌，对任何人亦无丝毫怨恨之语。

历经平反，他终于回归了工厂的怀抱。厂方不仅为他补发了多年积欠的薪酬，还在妹妹结婚之际，慷慨资助了不菲的礼金。

随时间推移，长春亦步入婚姻的殿堂，他的伴侣是一位再婚的女士。这段姻缘实则是一场招赘，女方家中条件优越，长春便搬入了她的住所。那所房子位于东四十条东端路北，是一个小巧的四合院（现今已不复存在）。

在婚礼之上，我亲临现场，为他的归宿欢欣鼓舞。但长春，这位理想主义者，始终难以融入世俗的纷扰。那些曾在“文革”时期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有的投身官场，有的转行经商，甚至有人财富滚滚，纷纷劝他下水。然而，他却毅然拒绝。

此后，长春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原有职位，携手中共中央党校共同创办培训班。无论严寒酷暑，他始终骑着那辆略显破旧的自行车，从东四地区一路骑行至位于三十至四十里之外的中南海中央党校，每周往返多次。

昔日在六铺炕的住所，他时常路过我的住处，偶尔便会驻足，踏入我家门槛，与我们畅谈读书心得。他的习性依旧，对音乐的热爱如故——家中摆放的音响在当时被视为上等货色，他对阅读和沉思的执着亦不曾改变。

彼时我工作繁忙，面临着巨大的内外压力。一次深夜，我因恐惧而惊醒，再也无法入眠。对睡眠的恐惧愈发加剧，而我又找不到任何缓解的方法。

长春得知此事后，便劝我前往他的住所进行交谈。恰逢其时，他的妻子远赴巴西，这使得朋友们在他家聚会时显得尤为自在。我们畅谈许久，共同回忆往昔，并探讨了中国的现状与未来发展。

不久，我搬迁了住所，彼此的联系逐渐稀疏。听闻他因肝脏问题入院治疗。我尚未抽空探望，却突然听闻他不幸离世的消息，这让我悲痛不已。我总以为他的身体强健，肤色黝黑，头顶光亮，宛如铁铸一般，彰显着工人的坚韧本色。他的年纪比我小很多，死亡似乎与他格格不入，难以将二者联系起来。

听闻他患上了肝癌，这疾病似乎太过委屈了那位总是一味地自我牺牲的人。我愿意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评价他：“无论旧道德还是新道德，只要是有损于己而利于他人的，他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独自承担。”他从不抱怨，也从不倾诉自己的委屈。

李震

注：李震，生于1914年12月，逝世于1973年10月，系我国开国少将，籍贯河北藁城。他于1936年投身革命事业，并于1937年8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李震将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中均有卓越贡献。曾担任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以及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等职。

1973年10月，李震于北京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据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提交的报告显示，经调查，李震因追随谢富治，积极投身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之中。随着林彪事件的败露，李震因恐惧罪责，选择了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