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5位副兵团级中将为何与上将军衔失之交臂？

1955年，解放军的首次授衔事件成为众人津津乐道的焦点。在这其中，177位开国中将构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对于这些曾在历史上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开国中将，他们的军衔升降始终是人们热议的话题。本文基于最新史料，揭示了五位与上将军衔失之交臂的副兵团级开国中将的详情。

1955年，我国解放军在首次实施军衔制度之际，涌现了一批副兵团级干部。

新中国成立伊始，解放军实施军衔制的问题便提上了日程。1951年2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干部评级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全军干部应进行个人级别的评定，以此为基础，为后续军衔制度的实施做好准备。该指示还明确规定，应以干部的“德行”、“才能”和“资历”作为衡量标准，以确定其相应的职务等级。

1952年3月14日，中央军委于《评定各级干部等级指示》中明确，军队干部的级别共分为九等、二十一级。具体而言，兵团级干部进一步细分为正兵团级、副兵团级以及准兵团级。对于兵团及与之相当二级军区司令员与政治委员，通常评定为正兵团级。而兵团副司令员与副政治委员，则通常评定为副兵团级。同时，对于个别不适合担任相应级别的干部，规定可酌情降低其等级。

副兵团级上将共19位：周纯全、陈再道、彭绍辉、陈伯钧、张爱萍、傅秋涛、韩先楚、唐亮、洪学智、李志民、周桓、李天佑、刘震、杨至诚、王平、钟期光、郭天民、韦国清、吕正操。

副兵团级中将名单共22位，包括：萧向荣、张经武、张震、刘志坚、阎揆要、钟赤兵、唐天际、谭希林、莫文骅、刘道生、陶勇、吴法宪、成钧、程世才、李天焕、廖汉生、郭化若、唐延杰、张南生、杜义德、王必成、王近山。

副兵团级少将：贺晋年。

然而，对于开国元勋所获军衔的筹备，实乃一项旷日持久的任务。1955年1月14日与15日，中央军委召开了座谈会，针对授予元帅、大将、上将军衔的具体人选展开了深入研讨。与会者经过充分讨论，最终达成了共识。1月16日，国防部长彭德怀与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共同签署了一份报告，呈报给毛泽东主席，其中列出了元帅、大将、上将的预授名单。在这份大将的预授名单上，包括了周纯全、陈再道、彭绍辉等三位副兵团级将领。而在上将的预授名单中，则有张爱萍、傅秋涛、韩先楚、唐亮、李涛、洪学智、李志民、周桓、李天佑、刘震、杨至诚、王平、钟期光、郭天民、韦国清、莫文骅、郭化若、廖汉生、程世才、李天焕等众多副兵团级将领。

原定为上将预授人选的陶铸、李井泉、曾希圣等兼职政治委员不再被授予军衔，以及莫文骅、郭化若、廖汉生、程世才、李天焕等5名副兵团级干部，其预授上将资格被改为中将。1955年9月，莫文骅等5人正式被授予中将军衔。

红一方面军开国中将：莫文骅、郭化若

在从上将预授名单中退出的五位开国中将中，红一方面军贡献了两位杰出将领，分别是莫文骅与郭化若。两位将军投身革命事业较早，在解放战争期间，均曾担任解放军兵团的政治委员一职。在1948至1949年解放军整编后成立的十六个兵团中，其首任政治委员共11位，其中5位（包括第一兵团未到职的张子意）后来转至地方工作，未获军衔。而余下的11位首任政治委员，在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仪式上，一人荣获元帅军衔，三人被授予大将军衔，五人获上将军衔，唯有莫文骅与郭化若两位将军被授予中将军衔。

◆莫文骅

莫文骅，1910年1月诞生于广西南宁。1926年12月，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团。次年年底，他参与了著名的百色起义。1930年1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莫文骅同志曾历任红7军参谋、连长并兼政治指导员，以及红7军直属队政治处主任、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此外，他还担任过红5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13师政治部主任，红8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和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等职务。

在抗击日寇的战争年代，莫文骅同志曾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以及八路军南下支队副政治委员等重要职务。

在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中，莫文骅同志曾身兼多职，历任沈阳警备司令部副政治委员，南满（辽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并兼任政治部主任，以及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四十一军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十四、第十三兵团政治委员等要职。

新中国成立之初，莫文骅身兼数职，先后担任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南宁市委书记及市长，以及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要职。1952年军队评级之际，他在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上，被评定为副兵团级。尽管莫文骅曾担任解放军第14、13兵团的政治委员，却仅获此评级，这也成为他未能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关键因素之一。回顾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的历史，除了徐立清因多次申请降衔而获得中将之外，所有正兵团级的干部均被授予上将或以上军衔。

“得知此事后，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发电报邀我赴京，他和副主任萧华安抚我道：‘心态需更开阔一些，个人荣辱不必过于挂心。’并邀请我游览万寿山。林彪亦与我交谈，给予了我慰藉。”

1955年9月，莫文骅荣获中将军衔，当时担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一职。审视莫文骅的职业生涯，我们发现他长期在军队机关和院校中服务，相较之下，担任军队主要领导职务的经历相对较少，这无疑是授予他中将军衔而非上将军衔的显著原因之一。此外，莫文骅出身于百色起义的红7军，该部队已有李天佑、韦国清等将领荣获上将军衔，这也应当是他未能获得上将军衔的考量因素之一。

◆郭化若

郭化若，生于1904年8月，祖籍福建福州。1925年秋季，他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深造。同年冬季，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夏季，郭化若投身北伐战争，担任炮兵大队第二队队长等职务。1927年冬季，他前往苏联莫斯科炮兵学校深造。1928年冬季，他学成归国，随后投身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队伍。在此期间，他历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部参谋、参谋长、纵队长，第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红一军团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代参谋长，红军总前敌委员会秘书长，中革军委第二局局长，红军教导师参谋长等要职。

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郭化若先生曾身兼数职，历任中央军委编译处处长、中央军委一局局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中央军委第四局局长、军事学院教育长、中央党校军事教育处处长以及延安炮兵学校校长等要职。在延安的岁月里，他潜心钻研军事理论与军事教育方法，其研究成果在军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孙子兵法》研究的权威专家。

在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中，郭化若同志先后担任了鲁南军区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副司令员、第4纵队政治委员，以及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政治委员等要职。

新中国成立之初，郭化若同志身兼数职，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上海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解放军第8兵团政治委员以及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公安军司令员等要职。在1952年的军队评级中，郭化若同志荣获副兵团级军衔。到了1955年9月，他更是被授予中将军衔，当时正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

与莫文骅的经历颇为相似，郭化若虽较早投身革命，却长期在军队机关院校供职，担任军政要职的时间相对较短。这恰恰是他后来仅被授予副兵团级军衔及中将军衔的重要原因。

此外，在中央苏区时期，郭化若曾因涉嫌“托派”而被开除党籍，长达7年之久，这也从客观上阻碍了他早期职位的晋升。

红二方面军中将廖汉生

在红二方面军中，开国上将本就为数不多，而当时唯一从上将预授名单中退出者，便是廖汉生。1955年，在解放军首次授衔之际，廖汉生仍肩负着极其重要的职责——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作为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议成立的机构，是负责领导和管理的国防建设的关键部门。其首任部长由彭德怀元帅担任。当时，国防部副部长共有七位，其中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均被授予大将军衔，而萧克、李达则被授予上将军衔，廖汉生则仅获得中将军衔。

◆廖汉生

廖汉生，生于1911年11月，湖南省桑植县人，属于土家族。自1927年起，他积极投身于农民运动。1928年3月，他加入了贺龙等人发起的工农武装斗争。1933年7月，廖汉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他历任湖北鹤峰县第4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红3军军部书记员、军政治部秘书、第7师党务委员会书记、第9师政治委员，以及红2军团第6师政治委员和红2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务。

在抗日战争岁月里，廖汉生同志曾先后担任八路军第120师358旅的副团长、团政治委员，独立第2旅的副政治委员，以及358旅的副政治委员等要职。自1944年起，他担任新四军第5师第3军分区的政治委员，并兼任中共襄南地委的书记，之后又担任江汉军区的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同时兼任中共江汉区委的书记。

自解放战争拉开序幕，廖汉生同志先后担任了晋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晋绥野战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副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以及解放军第1军政治委员等要职。

新中国成立之初，廖汉生同志担任解放军第一军政治委员，兼任青海军区政治委员、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以及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自1952年起，他历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并最终主持西北军区全局工作。在1952年的军队评级中，廖汉生同志被评为副兵团级，这一荣誉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军级干部中实属罕见。1954年10月，他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9月，廖汉生同志荣获中将军衔，当时他正于解放军军事学院深造。

“我在红军时期担任师级职务，抗战时期晋升至旅级，而解放战争时期则是兵团级干部，通常此类资历足以评定为上将。然而，我前两者虽符合，但后者却不尽然，因在解放战争中，我始终为军级干部。加之当时我正在南京军事学院深造，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对外界事务几乎一无所知。直至授衔之际，方才得知自己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三枚一级勋章。”

廖汉生之所以被授予中将军衔，实乃因他所述，在解放战争期间始终担任军级干部，未曾执掌过兵团级职务。至1955年授衔之际，解放战争时期的军级干部中，仅有彭绍辉与贺炳炎两人荣获上将军衔。这两位均系军事英才，且均出自西北野战军。彭绍辉曾担任西北野战军第7军军长，而贺炳炎则是西北野战军第1军的领军人物。彭绍辉最初被列为大将预授人选，后调整至上将之列。贺炳炎在漫长的军事生涯中历经磨难，九死一生，身为红二方面军的杰出战将，亦在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仪式上，成为唯一获准兵团级上将军衔的将领。

出自红四方面军的开国中将，程世才与李天焕。

在五位从预授名单中退出的副兵团级开国中将中，红四方面军贡献了两位杰出代表，分别是程世才与李天焕。他们均出身于红四方面军第30军，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曾担任过诸多显赫职务，业绩斐然。

程世才，1912年8月诞生于湖北大悟。1930年春，他投身于中国工农红军的行列。同年5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春，程世才同志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1师连政治指导员、师党务委员会书记、团政治委员，以及红30军第90师政治委员、第88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还曾担任红30军副军长、代军长、军长等要职。随后，他与李先念等同志一同率领西路军余部，转战至新疆地区。

◆程世才

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程世才同志先后担任了冀热察挺进军参谋长、第12支队司令员，以及晋察冀军区人民武装部部长和中央党校第四部副主任等要职。

在解放战争波澜壮阔的岁月里，程世才同志先后担任了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司令员、南满（辽东）军区司令员，同时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司令员之职，还担任了安东军区和辽西军区司令员的要职。

新中国成立之初，程世才同志担任解放军公安部队副司令员等职务。1952年，在军队评级之际，他被评定为副兵团级。次年9月，程世才荣获中将军衔，并担任解放军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的要职。与此同时，公安军第二副司令员韦国清同志则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肩负起驻越军事顾问团团长的重任。相较程世才，韦国清自抗战中后期起，便长期担任部队的军政领导职务。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华东战场先后担任苏北兵团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政治委员等关键职位。新中国成立后，韦国清肩负起支援越南的重任，业绩显赫，深受越南胡志明主席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赞誉。

审视程世才的生平，我们发现，即便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他年仅23岁便已升任军长，与李先念并肩作战，共同担任红30军的军政领导，成为了红四方面军中一位赫赫有名的战将，且是当时最年轻的军长。然而，随着西路军的失利，程世才在抗日战争期间所担任的职务相对较低。进入解放战争阶段，他主要服务于地方部队和军区，虽然曾短暂担任过南满（辽东）军区等二级军区的司令员，但与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许世友、陈锡联等人相比，他们曾担任兵团司令并战绩显赫，这些都成为程世才仅被评为副兵团级并授予中将军衔的关键因素。

◆李天焕

李天焕，生于1912年10月，籍贯湖北黄安。1928年秋季，他加入了我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次年夏季顺利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年底，他投身于中国工农红军的行列。此后，他历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12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11师政治部秘书长、第11师第33团政治处主任、红30军第90师政治部主任以及红30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务。随后，他随西路军余部转战至新疆。

在抗日战争岁月里，李天焕先后担任八路军冀中军区第四军分区的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五军分区的政治委员、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公安局局长，以及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的部长等要职。

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李天焕同志曾先后担任冀察军区副政治委员并兼任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副政治委员并兼任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第3兵团副政治委员并兼任政治部主任，以及解放军第20兵团的副政治委员和政治委员等要职。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天焕同志担任解放军公安部队的副政治委员、副司令员等要职。于1952年的军队评级中，他荣获副兵团级的荣誉。次年9月，李天焕同志荣膺中将军衔，当时正担任解放军公安军副政治委员。

与程世才的经历相仿，李天焕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亦曾身居军政治部主任等要职。然而，鉴于西路军之败，他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初期所任职务偏低，且担任主官的时间亦相对短暂。尽管他后来得以接替李井泉，担任解放军第20兵团的政治委员，但这一任职较晚。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他仅被评定为副兵团级，并授予中将军衔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