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8年，张骞带着一百多人从长安出发，要去西域找大月氏联手打匈奴。
结果半路就被匈奴抓了，一关就是十年，好不容易逃出来继续西行，回来时又被抓，前后折腾了十三年才回到长安。
就是这么个环境严酷的地方，汉朝不但没放弃，反而越扎越深，在那荒漠里屯田驻军，经营了几百年。
可你再看东南亚那边，气候好，物产丰富，汉朝却主要把越南北部纳入版图，对其他地区兴趣不大。
这事要细说起来，中原王朝的考量实际得很。
01
公元前138年那会儿，汉武帝正琢磨着怎么收拾匈奴。
匈奴这帮人骑着马在北边晃悠，来去如风，不好抓。汉武帝手下有个从匈奴逃回来的人说，西边有个大月氏国，当年被匈奴欺负惨了，国王的脑袋都被匈奴单于做成了酒杯。
这消息让汉武帝来了精神。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啊，要是能联合大月氏从西边夹击匈奴，那不就形成包围了？
问题是去西域得穿过匈奴的地盘，这差事风险极高。张骞站出来了，带着一百多人就出发了。
结果刚出河西走廊就被匈奴抓了个正着。匈奴单于很有心机，一听说这帮人要去联络大月氏，立马把张骞扣下了。还给他娶了个匈奴老婆，生了孩子，就是想磨掉他回汉朝的念头。
这一关就是十年。张骞手里一直攥着汉朝的符节，没有投降。匈奴看他似乎安分了，慢慢就放松了警惕。公元前129年，张骞趁着匈奴内乱，带着随从和那个叫甘父的向导，偷偷跑了。
继续往西，过了葱岭，到了大宛国。这地方出名的是汗血宝马。再往西，穿过康居，终于找到了大月氏。
可大月氏这时已经在妫水流域站稳了脚跟，地方肥沃，生活安逸，不想再回去和匈奴硬碰硬。张骞在那儿待了一年多，反复游说，大月氏就是不松口。
没办法，只能回去复命了。回来的路上又被匈奴抓了，又关了一年多。直到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才找到机会逃回长安。
出去时一百多人，回来时就剩他和甘父两人。
汉武帝听完张骞的汇报，深感不虚此行。虽然联合大月氏的计划没成，可张骞带回来的信息极具价值。西域有几十个国家，各有特产。大宛有好马，康居有铁器，更西边还有强大的安息等国。
最关键的是，张骞摸清了一条连接东西方的通道。从长安往西，经过河西走廊，穿过西域各国，可以通往更广阔的世界。
这条路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
02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
这次目标更明确：广泛联络西域各国，设法斩断匈奴的“右臂”。
所谓“右臂”，就是匈奴在西域的势力范围和资源补给地。匈奴控制着西域很多小国，从中征税、征兵、掠夺物资。
如果能把西域各国争取到汉朝这边，就等于断了匈奴的重要后路。
张骞这次阵容庞大，带了许多副使和大量财物，用于馈赠各国。他亲自去了乌孙国，同时派遣副使分别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等地。
这次出使历时一年多，归来时有不少西域使节随行。有的前来朝贡，有的意在通商，也有的是为了一睹长安的繁华。
自此，汉朝与西域的交流日益频繁。商队络绎于途，中国的丝绸、瓷器西运，西域的葡萄、苜蓿、良马东来。
但要想在西域站稳脚跟，仅有外交联系不够，还需军事和经济存在。
公元前101年左右，汉武帝在轮台、渠犁等地派遣数百名士兵和数千名屯田卒进行屯垦。规模虽不大，却为往来使团和军队提供了重要的前进补给点。
在沙漠绿洲地区，找到稳定水源开垦农田至关重要。轮台等地有河流经过，可引水灌溉，种植粮食。
这些屯田点实现了部分自给自足，减少了从中原长途运输粮食的压力，支撑了汉朝在西域的军事存在。
到了公元前60年，匈奴内乱，主管西域的日逐王率众归降汉朝。汉将郑吉受降后，顺势完全控制了西域南北两道。汉宣帝大喜，设立西域都护府，任命郑吉为首任西域都护，驻守乌垒城。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代表汉朝开始对天山南北诸多城邦国家实施有效的监护和管理，协调矛盾，保障商路安全，抵御外侵。
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版图。
03
西域都护府设在乌垒城，大致在今日新疆轮台县附近。
此地看似偏远，实为战略要冲。北控焉耆、龟兹，南扼且末、于阗，东连河西走廊，西通帕米尔高原各国。
汉朝在此设府驻军，掌握了经营西域的主动权。
屯田规模逐渐扩大。轮台、渠犁、龟兹、疏勒等有水源的绿洲都开展了屯垦。士兵和移民在这些绿洲中种植小麦、粟等作物，兴修水利，筑城建垒。
这些沙漠绿洲得益于天山雪水灌溉，加上光照充足、温差大，粮食产量可观。屯田的成功，为驻扎在西域的数万官兵和人员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使长期留守成为可能。
东汉时期，中央对西域的控制一度松弛，但班超凭借卓越的外交和军事才能，以少量随从为基干，重新整合了西域各国，恢复了汉朝的威望。他在西域经营约三十年。
班超之后，西域又有波动，直至公元123年，东汉重置西域长史府，延续了对西域的管理。
为何如此执着？
核心原因之一是：战马。
中原王朝的传统优势在于步兵，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时常处于劣势。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需要优质的战马。中原本土所产马匹，在体型、速度和耐力上往往不及北方和西域的良驹。
西域出产的汗血马、乌孙马，是顶级的战马资源，对提升汉军机动作战能力至关重要。汉武帝曾两次遣军远征大宛，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获取良种汗血马。
掌握西域的马匹资源，使汉朝能够组建起强大的骑兵，从而有能力深入大漠与匈奴决战。卫青、霍去病等名将能够屡次重创匈奴，与获得西域良马的支持密不可分。
此外，西域还提供其他战略物资，如铁器、玉石等。更重要的是，控制西域能有效削弱匈奴的战争潜力。匈奴失去西域的物资和人力补充，实力受损，对汉朝边境的威胁随之减小。
04
时间跳到唐朝。
公元640年，唐太宗派遣大将侯君集率军攻灭高昌国。
高昌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地处丝绸之路要冲。高昌王麹文泰与西突厥勾结，阻挠商路，劫掠使者，最终激怒了唐太宗。
侯君集大军西进，兵临碛口。麹文泰闻讯惊惧而死。其子麹智盛继位不久，见唐军攻势凌厉，被迫出降。
唐太宗在高昌故地设立西州，并在交河城设立安西都护府。
这是唐朝系统经营西域的开始。
公元648年，唐将阿史那社尔等攻破龟兹国，安西都护府随后迁至龟兹（今新疆库车）。唐朝逐步在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座战略重镇修筑城堡，建立军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安西四镇”。
安西都护府的管辖范围非常广阔，东起玉门关，西抵波斯边缘，北至阿尔泰山，南达昆仑山，统辖天山南北广大区域。
唐朝在西域的屯田规模远超汉代。据《唐六典》记载，安西都护府下辖的屯田点数量可观，如龟兹有20屯，疏勒有7屯，焉耆有7屯等。按一屯约50顷（5000亩）计算，总面积达数十万亩。
这庞大的屯田体系，有效保障了驻军和行政机构的粮饷供应。
唐在西域的驻军数量可能不及汉鼎盛时期，但战斗力很强。安西军以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士兵为主，能够有效维护地区稳定和丝绸之路畅通。
安西四镇的稳固存在，促进了丝路贸易的空前繁荣。东西方商品、文化、人员交流频繁。大量胡商来到长安、洛阳等地，西域的音乐、舞蹈、物产深深影响了唐代社会。
西域诸国的王室、贵族子弟也多入朝学习中原文化，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
05
说完西域，再看东南亚。
汉朝对东南亚并非毫无兴趣。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在其地设郡县，其中就包括了今天越南北部地区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
此三郡隶属于交州刺史部，刺史治所在苍梧郡广信县（今广西梧州）。
但朝廷对这些边郡的管理方式与内地有所不同，初期多采取“因俗而治”的羁縻政策，郡守由中央派遣，基层则较多依靠当地部族首领，只要表示臣服、纳贡，其内部事务朝廷较少直接干预。
主要原因在于治理难度大。岭南地区气候湿热，瘴疠横行。中原士卒和移民极不适应，容易染病。史载秦始皇征百越的军队，因疫病伤亡惨重。汉朝吸取教训，统治策略相对灵活。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中央政权试图加强控制，如增加赋税、推行汉法，难免与当地首领的利益产生冲突。公元40年，交趾地区爆发了征侧、征贰姐妹领导的大规模起义，一度攻占许多城邑。
东汉朝廷派遣名将马援率军南征，于公元43年将起义平定。马援曾在边界树立铜柱，作为疆界的标志。
此后，汉朝加强了对交趾地区的直接管理，但效果起伏不定，地方反抗时有发生。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对交趾地区的控制力进一步减弱，地方豪强如士燮家族曾长期割据。六世纪中期，当地豪族李贲曾起兵建立政权，虽然后来被南朝梁将陈霸先（即后来的陈武帝）率军击败，也反映出中央控制的薄弱。
隋唐统一后，在该地设立安南都护府等机构进行管理。但与唐朝在西域建立的稳固、直接的控制相比，对安南的控制更多依赖于地方首领，且更易受中原政局动荡的影响。
唐末，南诏政权数次侵扰安南，给当地造成很大破坏，汉族势力衰减。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大乱，安南豪强吴权趁机击败南汉军队，于公元938年自立为王，从此越南逐渐走向独立。
明朝永乐年间，曾出兵收复安南，设立交趾承宣布政使司，进行直接统治。但仅二十年后，就在当地民众的持续反抗下，明军受挫，最终被迫撤出，承认了安南的属国地位。此后，中原王朝再未恢复对越南的直接统治。
06
为何中原王朝能较长期稳定控制西域，却难以彻底消化东南亚？
关键在于地缘战略价值和自然人文环境。
西域虽然干旱，但存在可供农业开发的绿洲，可以种植小麦、粟等中原熟悉的旱地作物。只要解决水源（如利用天山雪水灌溉），就能实现一定规模的屯田，为驻军和行政人员提供口粮，减少对漫长后勤线的依赖。
东南亚虽然雨热充足，农业潜力大，但以水稻种植为主，中原军民不甚熟悉。更严重的是，热带亚热带地区的疫病（瘴疠）对来自温带的中原人构成巨大威胁，历来是军事征服和移民安置的主要障碍。
最根本的差别在于战略地位。
中原王朝的核心安全威胁，长期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西域（特别是新疆地区）正处在对抗这些游牧势力前沿，且本身也常是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或重要资源补给地。控制西域，既能获取优质战马，又能削弱、牵制北方强敌，可谓生死攸关。
反观东南亚方向，当地政权（如占婆、真腊、以及后来的越南各王朝）军事实力相对有限，从未对中原王朝的核心区域构成过致命威胁。其物产如香料、珍宝等多属奢侈品，非关乎国本的战略物资。
因此，中原王朝的战略重心始终向北倾斜。对西域是志在必得，投入巨大资源长期经营。对东南亚，则以满足于建立朝贡关系、维持边境大致稳定为主，缺乏不惜代价进行彻底征服和直接统治的强烈动力。
这种差异，本质上是基于现实利害的理性权衡。
07
元朝曾试图大规模征服东南亚。
1277年，元世祖忽必烈发兵进攻缅甸蒲甘王朝。元军进展迅速，兵临蒲甘城下，缅甸王投降。1285年及之后，元朝又三次大规模用兵越南陈朝，但均遭挫败。
元军战斗力强悍，为何未能成功？
依然是老问题：后勤补给极端困难，气候地理环境不适应。
从云南方向进入缅甸，需穿越崇山峻岭和热带雨林，后勤运输极其艰难，军队补给困难，且士兵饱受热带疾病困扰。
进攻越南则更复杂。陈朝军队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游击袭扰的策略，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元军劳师远征，水土不服，即便取得战术胜利，也难以巩固战果，最终被迫退兵。
元朝发现，征服这些地区的代价远远超过可能获得的收益，于是转为接受其称臣纳贡的属国地位。
明朝也曾积极经营海洋。永乐年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次远航，足迹遍及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东非。
郑和船队规模宏大，载员数万，宣扬国威，建立朝贡体系，许多海外国家遣使来朝。
然而，这种朝贡贸易在经济效益上往往对明朝不利，赏赐价值通常远超贡品，且远航耗资巨大。随着明成祖去世，国力收缩，大规模的官方下西洋活动遂告终止，海外据点也逐渐放弃。
明朝的收缩政策，再次印证了中原王朝在评估海外扩张的收益与成本后，认为其不符合核心利益，因而缺乏持续动力。
08
回望西域。
汉朝经营西域，历时百余年，投入巨大，但其战略回报也是实实在在的。
通过西域，优质战马得以持续输入，汉朝得以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在与匈奴的战争中逐渐占据主动。卫青、霍去病等能深入漠北，击溃匈奴主力，与此密切相关。
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空前交流。中原的丝绸、瓷器等商品远销西方，换回大量物资，刺激了沿途经济的繁荣。
最重要的是，汉朝控制西域后，显著削弱了匈奴的战争潜力和战略机动空间，极大缓解了北部边防压力，为帝国北疆的安定奠定了基础。
唐朝在西域的投入和收获更为显著。安西四镇的稳固存在，保障了丝路畅通，长安成为国际性大都会。唐朝的文化影响力通过西域远播中亚，四方来朝，增强了盛唐的威望和软实力。
这种深入的控制和文化的向心力，降低了长期统治的成本。
反观东南亚地区，即使一时征服，也面临统治成本高昂、反抗不断、疫病威胁等难题，而其所提供的战略安全价值和物质收益，相对有限。
历史表明，中原王朝的边疆战略具有明显的选择性。西域因其关乎核心安全的战略价值，成为历代强盛王朝必争之地。而对东南亚，则普遍采取满足于建立朝贡藩属关系的策略。
这种差异，并非简单的“上心”或“不上心”，而是基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现实条件做出的深刻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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