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路线之争：隐患重重，给红军带来了哪些危机？

声明：本文基于历史资料与口述采访改编创作，涉及宗教历史与人文议题，仅供参考，请理性对待，切勿盲从或过度解读。

1936 年 9 月，红军长征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红四方面军内部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路线之争。

徐向前找到陈昌浩直言“这不是折腾吗”，却也难改局势混乱。

党中央紧急介入说服，朱德等人坚决抵制，张国焘才被迫暂时放弃西进。

9 月 30 日红四方面军终于开始北上，部队驻扎在会宁以南百余公里处。

然而张国焘真的甘心放弃西进计划吗？

红四方面军能否顺利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这场路线之争埋下的隐患，又会给红军带来怎样的危机？

1936 年红军长征进入关键阶段，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成为影响革命全局的重要因素。

这年7 月红四方面军在南下受挫后，再次踏上北上之路。

此前红二、四方面军于7 月 1 日在甘孜会师，7 月 27 日经党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张国焘担任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陈昌浩、关向应、贺龙、徐向前、王震等为委员。

8 月红四方面军抵达岷州、彰县地区。

此时中央根据战略局势，向红四方面军下达了北上静宁、会宁地区的指令，目的是合力应对胡宗南部的威胁。

然而张国焘却再次动摇，他心中打着西进甘南及青海地区的算盘。

9 月 13 日党中央提出了《静会战役计划》，决定集中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部，巩固和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

14 日毛泽东指示红四方面军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硝石地区之部相机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

但张国焘却以消极态度对待中央指示，借故拖延不执行。

他从个人野心出发，仍然醉心于“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 的西进计划。

9 月 13 日他电示红四方面军：“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随后督令红四方面军主力加紧进行西进青海和甘肃西北部的准备。

面对张国焘的顽固态度，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召开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

1936 年 9 月 16 日至 18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会议，史称 “岷州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陈昌浩、李卓然、董振堂、孙玉清、何长工、傅钟等。

会上张国焘等少数人认为在静会地区与胡宗南部作战不利，主张红四方面军由临潭西进青海，经循化、乐都翻越祁连山，向河西走廊和新疆前进。

而朱德等大多数同志则认为，党中央的方针是正确的，集中一、四方面军主力，在静会地区击败胡宗南部是完全可能的，时机紧迫，红四方面军应立即北上。

陈昌浩也坚决反对张国焘的西进主张，他对张国焘说：“中央的指示是根据整个战略局势做出的，高瞻远瞩，我们必须服从中央的命令，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共同打击胡宗南，这才是正确的道路。你不能因为个人的想法而置整个革命大局于不顾。”

张国焘却不以为然，他拍着桌子说：“你们只看到了眼前的一点利益，却不考虑四方面军的长远发展。西进青海、新疆，我们可以获得苏联的支持，得到武器装备，到时候再回来，那我们的力量就会大大增强。在静会地区与胡宗南作战，我们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很可能会遭受重大损失。”

朱德耐心地劝说张国焘：“国焘啊，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小九九，要以大局为重啊。中央的决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北上会师是大势所趋，也是我们目前最好的选择。如果我们西进，不仅会面临诸多困难，而且还会脱离中央的领导，这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是非常不利的。”

张国焘却依然固执己见，“我是西北局的书记，我有我的考虑。你们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认为西进才是四方面军的出路。”

会议进行得十分激烈，双方各抒己见，互不相让。

最后张国焘见自己孤掌难鸣，竟然突然宣布辞职，带着警卫员住到了岷江对岸。

朱德坚定地说：“他不干，我们干！我们不能因为他一个人的任性而耽误了革命的大事。”

张国焘见状胆怯了，派人通知继续开会。

重新开会后张国焘看到大家都坚决支持北上，他知道自己的西进计划已经无法实现，只好说：“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吧。”。

岷州会议最终否定了张国焘错误的西进计划，制定了《静会战役纲领》，决定红四方面军在胡宗南部队未集结静宁、会宁前，先机占领静、会及定西通道，争取与红一方面军汇合。

然而张国焘并未真正放弃自己的西进想法。

9 月 18 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联名致电党中央，报告了西北局岷州会议决定和《静会战役纲领》，但之后张国焘却违背中央的指示和中共西北局的决议，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转头西进，准备在永靖、循化地区渡黄河。

朱德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他立即将此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和军委，并明确表示要坚决维护静会战役原计划。

党中央和军委得知后，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说服，同时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也对张国焘的行为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此时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们也对张国焘的命令产生了疑惑。

徐向前找到陈昌浩说：“昌浩，这张国焘书记怎么突然又变卦了呢？我们刚刚才决定北上，现在又要西进，这不是折腾吗？”

陈昌浩也一脸无奈地说：“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但是我们必须要遵守中央的命令，不能跟着他瞎搞。”

徐向前说：“可是现在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陈昌浩说：“我们先看看情况，我相信党中央会有办法的。”

正如陈昌浩所说，党中央很快就采取了措施。

经过党中央和军委的耐心说服，以及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抵制和斗争，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才被迫同意红四方面军停止西进继续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

从9 月 30 日起红四方面军相继由岷县、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前进。但张国焘的这一系列举动，还是给红军的行动带来了一定的混乱和影响。

此时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正驻扎于会宁之南，与会宁相距约一百二十余公里。

而张国焘的反复无常，让红四方面军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也给红军的整体战略布局带来了新的变数。

没有人知道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红四方面军还会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他们能否顺利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共同完成革命的大业呢？

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等待着历史去揭晓答案。

10 月 1 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抵达通渭县城，与红一方面军一部取得联系。

消息传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徐向前等将领稍感安心，但朱德始终保持警惕，他多次提醒身边干部：“张国焘虽表面同意北上，但心里的算盘没停，咱们必须盯紧部队动向，绝不能再出岔子。”

此时张国焘以“协调后勤补给” 为由，频繁召集红四方面军各军军长开会，会上虽不直接提及西进，但反复强调 “部队需灵活应对局势，保留自主行动空间”，这番话让不少基层指挥员心生困惑。

10 月 3 日党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明确要求加快北上速度，务必于 10 月中旬前抵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主力会合，同时告知胡宗南部已开始向静宁方向调动，若动作迟缓，会师计划将面临严重威胁。

朱德立即将电报内容传达给张国焘，催促其下令各部队加速行军。

张国焘却以“部分部队尚未完成物资集结” 为由拖延，直到 10 月 5 日才勉强签发加速北上的命令，而这两天的延误，已让红四方面军与胡宗南部的距离缩短了近 30 公里。

10 月 7 日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在向会宁推进途中，于青江驿遭遇胡宗南部先头部队的突袭。

由于部队刚完成转向，行军序列尚未完全展开，仓促应战下伤亡近200 人，被迫后撤 5 公里构筑防线。

消息传回总部，徐向前震怒，当即找到张国焘：“若不是前几天拖延行军，部队怎会如此被动？现在必须集中主力击溃这股敌人，否则会影响整个会师进程！”

张国焘却主张“避敌锋芒，绕道前进”，双方再次发生争执。

最终在朱德的坚持下，红四方面军调派第三十军支援第四军，经过一天激战才将胡宗南部击退，但此战也暴露了部队因路线反复导致的战备松懈问题。

与此同时红一方面军为接应红四方面军，已派出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向会宁周边集结。

10 月 8 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在会宁以东的界石铺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会师，这是两大方面军时隔一年多后的再次会面。

然而会师现场的气氛却略显沉重。

红四方面军官兵衣衫破旧，不少人脚穿草鞋，随身携带的粮食仅够维持3 天，而红一方面军虽物资同样紧张，仍紧急调拨了 2000 斤粮食和 100 套棉衣支援。

这种差距让红四方面军部分官兵对北上决策产生疑虑，一些曾参与西进准备的干部私下议论：“要是当初按张书记的计划走，会不会不至于这么困难？”

张国焘抓住官兵的情绪波动，于10 月 9 日在红四方面军总部召开干部会议。

会上他不再提西进，却大谈“北上后的补给压力”，称 “陕北根据地面积狭小，养活不了这么多部队，后续需另寻发展空间”。

这番话被朱德当场打断：“党中央已明确表示会统筹解决补给问题，当前最重要的是完成会师，巩固革命根据地。

任何动摇军心的话，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说！”朱德的强硬态度让张国焘暂时收敛，但会后他却单独召见了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长李特，授意其 “密切关注部队思想动态，保留必要时调整行动的权力”。

10 月 10 日红四方面军主力抵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举行盛大的会师典礼。

党中央派周恩来、彭德怀等前来迎接，毛泽东也发来贺电，称“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长征的最终胜利，中国革命将迎来新的局面”。然而，表面的喜庆难以掩盖内部的隐忧。

当天晚上张国焘以“汇报工作” 为由找到周恩来，隐晦提出 “红四方面军可单独承担河西走廊的防御任务，既减轻陕北压力，又能保持部队独立性”。

周恩来当即明确拒绝：“红军必须在党中央统一指挥下行动，不存在单独承担任务的说法。四方面军的任务，需由中央军委统一部署。”

10 月 11 日中央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以红一、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向甘肃、宁夏、新疆方向进军，目的是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获取武器装备支援。

这一决策让张国焘重新看到了“西进” 的机会，他主动向中央军委请战，要求由红四方面军将领全权指挥西路军。

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考虑，任命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兼总指挥，同时强调“西路军必须严格服从中央军委命令，不得擅自改变行动方向”。

10 月 16 日西路军开始准备西渡黄河。

此时胡宗南部已逼近会宁，中央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会宁以东阻击敌人，掩护西路军渡河。

然而张国焘却暗中给陈昌浩发电，称“西路军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路线，若遇阻力，可向新疆方向深入”。

这封电报被朱德截获，他立即向党中央汇报，毛泽东当即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西路军行动必须严格遵照中央军委指令，任何未经批准的调整，都将承担严重后果。”

徐向前接到电报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找到陈昌浩明确表示：“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命令，绝不能再受张国焘的影响。”

10 月 20 日西路军开始西渡黄河。由于胡宗南部的进攻日益猛烈，渡河行动被迫加快，部分部队尚未完成集结就仓促上船，导致渡河秩序混乱。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在渡河时，有3 艘渡船被敌人炮火击中，近百名官兵牺牲。

徐向前在前线指挥时目睹这一幕，对身边的参谋说：“要是当初没有路线之争的折腾，部队准备充分一些，也不至于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10 月 25 日西路军全部渡过黄河，共约 2.1 万人。

此时中央军委命令西路军向宁夏中卫、武威方向进军，同时要求红四方面军剩余部队与红一方面军协同作战，阻击胡宗南部。

然而张国焘却再次干预，他致电红四方面军剩余部队将领，称“若阻击压力过大，可向河西走廊靠拢，与西路军汇合”。

这一指令导致红四方面军剩余部队在阻击时出现犹豫，给了胡宗南部可乘之机，10 月 28 日敌人突破防线，推进至会宁城郊，红军被迫放弃会宁，向东转移。

西路军在渡过黄河后，很快遭遇了马步芳、马步青的马家军。

马家军骑兵众多，熟悉地形，且作战凶悍，西路军由于缺乏骑兵支援，又不适应西北的荒漠环境，连续作战失利。

11 月 11 日中央军委鉴于西路军处境艰难，命令其停止西进，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

但张国焘却通过秘密渠道给陈昌浩发电，鼓动其“继续西进，尽快抵达新疆获取支援”。

陈昌浩在张国焘的影响下，对中央军委的命令产生动摇，与徐向前产生分歧。徐向前坚持“服从中央命令，先巩固现有阵地”，而陈昌浩则倾向于 “冒险西进”，两人的争执导致西路军行动迟缓，错失了调整部署的最佳时机。

11 月 15 日马家军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永昌，西路军顽强抵抗，激战 3 天歼敌 2000 余人，但自身也伤亡近 3000 人，弹药消耗殆尽。

此时中央军委来电要求西路军东返，与红军主力汇合。

徐向前立即组织部队准备东返，而陈昌浩却仍在犹豫，直到11 月 20 日才下令东进。

延误的这5 天，让马家军得以调整部署，在西路军东返途中设下埋伏。

11 月 25 日西路军在倪家营子遭遇伏击，部队被分割包围，陷入绝境。

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剩余部队在与红一方面军协同阻击胡宗南部的过程中，由于此前受张国焘路线影响，部分官兵思想不稳定，出现了少数逃兵现象。

朱德、彭德怀多次召开干部会议，开展思想教育，强调“红军是一个整体，必须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才逐渐稳定了军心。

但部队的战斗力已受到影响，在11 月下旬的古浪战役中，虽然击退了胡宗南部的进攻，却付出了比预期更大的伤亡代价。

12 月上旬西路军在倪家营子经过多次激战，损失惨重，兵力锐减至不足 1 万人。

陈昌浩此时才意识到错误，同意按照中央军委命令突围，但为时已晚。

12 月 14 日西路军在突围过程中再次被马家军包围，徐向前、陈昌浩决定分兵突围，最终只有少数部队成功突围，大部分官兵牺牲或被俘。

西路军的失败，固然有敌我力量悬殊、自然环境恶劣等客观因素，但张国焘此前的路线之争导致部队思想混乱、准备不足，无疑是重要的主观原因之一。

而在陕北根据地，三大主力会师后的整合工作也因路线之争的遗留问题面临挑战。

红四方面军部分官兵对中央的指挥体系不够熟悉，一些中层干部仍习惯以“四方面军体系” 思考问题，与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的协同配合存在隔阂。

党中央为此专门开展了整风运动，通过召开座谈会、组织学习等方式，消除派系隔阂，强化全党全军的集中统一领导。

直到1937 年初红军的内部整合才基本完成，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做好了组织准备。

回顾1936 年 9 月至 12 月的这段历史，红四方面军的路线之争不仅直接导致了西路军的重大损失，延误了三大主力会师后的战略部署，更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部分官兵的思想信念，给红军的团结统一带来了严峻挑战。

尽管党中央通过及时干预、坚决斗争，最终化解了危机，但这场风波留下的教训极为深刻，任何脱离党中央统一领导、违背革命大局的行为，都会给革命事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而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将领在后期坚决服从中央命令，全力挽救部队，也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和组织纪律性。